我在武汉。今天是武汉封城第四十八天。

武汉疫情，如果搬上银幕，将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？我们会如何记录这几个月的惨烈悲壮？又如何书写每一个具体的生死与彷徨？一座1000万人的城市，一夜之间，做鸟兽状，满城寂静，满街无人，这诡谲的场面，并非套用好莱坞，而是真真正正的现实。求生、避难、慌乱惶恐、痛楚不安……我们身处其中，既是主角，又是群演，用活生生的死上演了一场人间大戏。在这部电影中，没有导演，没有剧本，没有舞台，唯一的道具，是白色或者蓝色的口罩。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视角，我们困守孤城，头顶是黑茫茫的宇宙，没有任何动静，城内所有的人，在莫名其妙的时间段被设定成了受害者和可能的病毒携带者，在找不到边界的锅盖下，开始不知尽头的封闭空间中的流亡生活。我忽然想起了邓丽君的某首歌，老唱机上的黑胶唱片缓缓转动，镜头从2019年的最后一天开始慢慢推向一个空旷的广场，鸦雀无声。二十年后的观众如果看到这里，一定会不自觉屏住呼吸。

“其实我们就是病毒。我们既是它的宿主，也是它的代言人。”摁下宕机键的城市中，每个人都感觉得到想要逃离但又无法逃离的压迫感。从2019年12月8号第一例病患出现，到12月30号中心医院艾芬医生向周围的同事传递出第一份情报，多么漫长又短暂。那一天，李文亮等八位医生继续接力传递，结果被定为传谣者，遭警方训诫。事后，所有知道这条信息的人，都在举手反对。这似乎是尚未泯灭的动物本能，当灾难降临之时，总有吹哨者挺身而出，告诉我们“快跑！”，这是对貌似安静的“岁月静好”的反抗，也是在某个庞然大物阴影笼罩下的精神出逃。而吹口哨的人，却因此困于死亡和制度围剿的危险中。

艾芬医生说自己只是发口哨的人，我想她一定知道，口哨，在武汉话中念“叫居”。我理解艾医生的的意思，不愿意把标签贴在自己身上。但我依然要大声赞美她，围城之中，我们都是同样无法逃离的人，艾芬医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，伟大的事情，当人们还在酣睡，是她首先警觉出异样并随即做出了一个医护工作者的直觉反应——警告周围的人做好准备。而且，在疫情爆发的临界点上，她并没有独自逃生，悄然消失，而是和中心医院的医护们，在人类和疫情搏斗的第一接触点，奋力抵抗到了今天。让人悲伤的是，中心医院伤亡惨重，先后有四位医护殉职，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尚有多位医生病危，两百余位医护遭受病毒感染。

“早知道有今天，我管他什么批评不批评，‘老子’到处说，是不是？“艾芬医生在接受《人物》杂志采访时忿忿不平地说。这是武汉疫情中并不为外人所知的一幕，它发生在1月2号的清晨，中心医院的监察科和医院领导，对艾芬医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，非常严厉的训斥——如果我们把镜头在此刻停留一下，会看见医院长长的甬道上，一边是艾芬医生绝望地接受领导的各种约束和批评，另一边是大量的病毒感染者，瞬间挤满医院。

可以在镜头中回翻1月的日历，又或者时光倒流，我们重新来到1月最初的那几天。只需要一个慢镜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——“连老公都不能说“的艾芬医生依旧坚持奋勇在急诊科一线，陪同她一起组成武汉抗击病毒第一防护圈的，是李文亮、江学庆、梅仲明、朱和平以及中心医院的4000多位医护，还有由此开始触发的，所有武汉其他医院的医护英雄们。

一切都是慢动作但又转瞬即逝。当我们在记忆中再次穿行于医院的急诊科，发热门诊和ICU病房，看见病患在辗转，医护在落泪，而窗外的高音喇叭还在喊着：“大家不要恐慌，没有人传人，疫情可防可控可治！“一位90岁的老奶奶，陪着自己64岁的儿子来医院排队要病床，但是病区早已饱和，一个病人也收不了，ICU也坚决不收，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，一进去就污染了。老奶奶守了整整五天四夜，终于等来了一个床位。后来，她找护士借来纸笔，给送进病房的儿子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：“儿子，要挺住，要坚强，战胜病魔”，她的字端庄秀丽，中规中矩。

但那竟然是一封无法送抵的最后的信笺。老奶奶的儿子在她写下这封信的第二天，就撒手人寰。这是武汉疫情中让人心碎的一幕，就像无数的监控摄像头，冷静又残酷的记录下这悲惨的人间诀别——一个女儿追着送尸车恸绝于地：“妈妈，妈妈，等等我！”另一个女儿在逝去者的病房外痛哭，“妈妈，别走，我喜欢你！”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低声对着镜头说：“灾难怎么就降临在了我的家庭？”没有人能够回答这问题，当衰老送走了年轻，但幼齿诀别了壮年，当我们拔掉电源，屏幕上一片雪花，随即黑屏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奶奶已经90岁了，写完信她独自走出医院，外面是空荡荡的大街，关门闭户，我们似幽魂般从她身边走过。2020年2月2号，那天，武汉小雨，北风，最高气温9°，最低气温3°。奶奶的名字叫徐美武。

当我们万念俱灰之时，能够帮助我们的到底是什么？是口号、赞美、奴颜婢膝，还是搀扶着我们走向回家路的亲人。忽然对自己早几天关于“武汉会改变”的言之凿凿感觉羞愧——当我看见满屏封杀《人物》对艾芬医生采访的文章时，不觉心灰意冷，又觉愤慨不平！因为封锁的升级，引发网络舆情强烈反弹，由此出现了一场蔚为壮观的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。

许多人贡献出一天之发一条的微信平台，前仆后继的转发，连续受挫之后，又转为图片转发，文件转发，继续受挫后，网友们奇思妙想，变出了倒装版、外文版、天书版、简谱版，还有拼音版、甲骨文版、金文版、盲文版、古籍版、二维码版、甚至毛体版……这不是狂欢，也不是什么行为艺术，这是另一种无声的抗议，仿佛一次语言的反抗和游行，它用戏谑和玩笑，瞬间就击穿了所谓的网络删帖封锁。它无疑是在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并非只有谎言和欺骗，还有绵绵不绝的对道理和真相的诉求。

我很奇怪，一个医生的采访录，何以让某些人产生如此巨大的恐惧？如果文章有问题，武汉中心医院应该与《人物》杂志对簿公堂，没有任何原因值得让你们押上政府公信力来疯狂删帖，这真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。转到今天，《人物》微信平台忽然复活，看上去似乎烟消云散，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只是删帖依旧在继续，《哨子》的新版本接力也依旧在继续。就因为昨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吗？昨天是3月10号，历史上的今天发生过很多事情，比如，1876年，贝尔发明了电话；比如，1912年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。

但我们的镜头不会扫描到100多年前的北平。我们就从此刻开始，从大雪覆盖的武昌城开始，电影的镜头将俯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病区，或许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开篇——当疫情扑面而来时，个体的脆弱和无力会摧毁人的尊严，我们苟且在漫长的队列之中等待，瑟缩于病毒肆虐下的自保。外面寒风呼啸，屋内温暖如春，高高在上的官僚们，他们面容模糊，办公室中，主席台上，或者嘉宾席的第一排，舞台上绚烂多姿，歌声嘹亮，花裙翻飞，媚眼如丝，琴如水，鼓如雷，无所畏惧的庞然大物轰然启动，你我只是围城中的蝼蚁，或者只是帝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。

幸亏在苍白的镜头中，有艾芬和李文亮们，有那些默默无闻坚守在各自岗位上的无名英雄们，还有奔驰千里，增援武汉的外地医疗队，还有志愿者，以及此刻失去了亲人，依旧强忍悲伤的家属。他们是这部黑白电影中最让人心碎又落泪的群体，他们就像一只只的孤雁，原本各自在天空中飞，后来慢慢汇集到了一起，成了一群，成了一个队伍，因为他们的存在，其他的鸟群也开始展开翅膀，追随而上。

这或许才是改变武汉命运的时刻，当我们找到了方向，希望就随之而来。我们终将战胜病毒，战胜谎言、欺骗、和蛮横的封锁，穿越死亡和哀伤的人，见识过了恐惧和害怕，正因为如此，封城之中的武汉人，才不需要指手划脚的人带来迷魂汤，也不接受妄图开展感恩教育的说辞，如果有人想提早点燃庆功的烟花，一定会招来无数嗤笑——灿烂的烟花并不能为歌功颂德加分，它唯一的效果，是代表我们悼念亡灵。

谁活着，谁就看得见。这是天理，似乎也是某种倔强的信念。《危楼愚夫》中最后一个镜头长达十几秒，静静地，看着躺在水泥地上的那个男人一动不动。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左右度过生死的人群了，大死一番，再活现成，恐惧已经不再具有杀伤力，当人们学会了相互守望，活下去，就不再是个善良的谎言。

这是一部正在上演的，关于武汉的纪录片。这部电影或许没有结尾，如果一定要拍，它可能结束于某个熄灯的房间，可能结束于细雨中一扇紧闭的车窗。也可能，是幸存者面对镜头的一段独白，他和她还活着，并没有变成报纸上宣布的数字——没有眼泪，只是告诉大家，这是一座围城，我还活着。

        2020/3/11